报告指出绿氢DRI发展不宜盲目复制国外模式，应明定位、算成本、分阶段落地。国内矿路线2032年后具长期成本优势及战略价值。建议2030年前重点攻关，之后在内蒙古等地推进。专家强调需低成本绿电氢支撑，氢气宜就地使用，DRI定位于优特钢。绿钢发展受市场与溢价制约，需政策引导与需求协同，推动产业链利润均衡，逐步培育市场共识。

“绿氢DRI在我国的发展不能简单复制国外模式，也难以依赖单一技术路径或统一推进节奏。”9月3日，北京科技大学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在京举办的“绿氢DRI炼钢：区域适配与发展路径”报告发布暨研讨会指出。

会上发布了双方合作完成的报告《绿氢DRI炼钢：区域适配与发展路径》（以下简称“报告”），并围绕我国绿氢DRI（即绿氢直接还原铁）工艺的区域适配、发展模式及规模化应用开展交流。

报告认为：“绿氢DRI流程可以实现‘以绿制绿’（以可再生能源制绿氢替代传统化石碳源作为还原剂，同时使用绿电作为能源），未来有望与废钢-电炉流程（即短流程）并列成为钢铁工业实现深度脱碳、迈向近零排放的重要生产路线。”

国内矿生产绿氢DRI的长期战略价值最高

就废钢与绿氢DRI的关系，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副秘书长王方杰表示：“两者并非单纯的竞争关系，未来绿氢DRI与废钢究竟是竞争还是互补，仍需根据高端产品需求和优质废钢供应情况进一步判断。”

在他看来，未来废钢总量虽然可能增加，但优质废钢（加工废钢，即加工过程中的边角料）可能随着钢铁产量的下降而减少。绿氢DRI主要面向对原料品质和元素含量要求较高的高端产品，可作为优质废钢的补充。

“从企业投资角度看，项目必须算清具体的经济账，包括产品需要多大的纯洁铁素原料用量、周边有多少优质废钢资源，以及是否需要绿氢DRI作为补充，再决定采用什么工艺和实施路径。”王方杰表示，并非每个地区都适合布局绿氢DRI项目，对于缺乏成本优势的地区，他明确表示“不建议盲目参与”。

那么，我国应当在哪些地区、以何种方式有序推进绿氢DRI发展？报告研究团队聚焦3条潜在的绿氢DRI炼钢路径：国内矿路线，即国内铁矿石-竖炉自产DRI-熔分炉-转炉；进口矿路线，即进口高品位铁矿石-竖炉自产DRI-电炉；以及进口HBI路线，即进口热压块直接还原铁(HBI)-电炉。其中，国内矿路线和进口矿路线因为都包括竖炉自产DRI环节，统称自产DRI路线。

基于公开数据，研究团队测算了2025-2060年上述3条绿氢DRI炼钢路线在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生产1吨钢的成本演化趋势，由此对比评估了3条路线的长期竞争力和适用区域。“国内矿路线在2032年后具有最明显的长期成本优势，且可减少矿石对外依存度，因此战略价值最高。”报告进一步分析指出，“进口HBI路线虽然在2032年前具有阶段性成本和市场启动优势，但随着绿氢、绿电持续降本，两条自产DRI路线的竞争力将逐步增强，尤其是国内矿路线在解决选矿造球、竖炉还原等技术难题后，将具有长期成本优势。”

为此，报告建议，按照“成本排序+工程成熟度”双重标准，分阶段推进绿氢DRI路线布局。2030年前为“条件准备期”，重点推进国内矿路线的关键技术攻关和进口矿路线的整体示范。2030-2040年为“路线验证与过渡期”，国内矿路线达到可复制工程条件后，应在内蒙古、宁夏等具备长期成本优势的省份推进。2040年后为“成熟路线规模化期”，国内矿路线在达到可复制的工程条件后可作为多个省份的长期推广方案；进口矿路线在国内矿路线仍未成熟时作为过渡。各阶段均应根据技术成熟度、供应条件和成本变化，动态优化路线选择与区域布局。

有了绿氢DRI，绿钢就能顺利发展吗？

答案是否定的。绿钢的规模化发展取决于诸多因素的综合发力。

“只有具备低成本电力和氢气，才能支撑绿钢的低成本生产。”中冶京诚首席专家、总设计师赵志龙认为，尽管部分地区资源条件较好，但如何将资源禀赋和能源优势真正转化为绿钢项目，仍需要产业政策和地方支持，预计这一过程还需5年左右。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副主任田泽普同样表示：“对于钢铁、化工等用氢企业而言，最终都要落实到经济账上，核心仍是价格问题。随着绿氢生产规模的扩大，通过装备、材料及系统技术的整体提升和规模化应用，有望带动综合成本下降。”

在这当中，氢气大规模储运问题何解？“不建议长距离纯氢储运，而应尽量就地使用。”中南大学教授潘建直截了当地表示，“据估算，在1000公里范围内，管道输氢成本约为每公斤3元，折算到每吨直接还原铁约为180元，而通过铁路或海运运输直接还原铁或绿钢的成本更低。而且，氢气储存还面临投资较大和安全风险等问题。”

潘建强调，直接还原铁的主要用途应定位于优特钢而不是普碳钢的原料。在具体布局上，不同地区应根据资源条件选择差异化路径。“内蒙古、宁夏等风光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生产绿色DRI并向京津冀输送，满足当地钢铁行业的减碳需求。但面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市场，则应生产绿色优特钢，直接进入终端市场。四川、重庆虽然拥有较丰富的水电、风电和光伏资源，但在常规绿色DRI和绿钢生产方面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应结合当地钒钛资源发展特色氢冶金，并利用钒钛资源发展长时储能，不走常规铁矿发展路线。”他说。

“从绿电、绿氢到绿钢，尤其需要加强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协同。”田泽普强调并展开说道，包括电力企业对电解槽出力特性的理解、钢铁企业对绿氢及氢冶金产品特点的认识，以及钢铁下游行业对产品价值和绿色溢价的认可，“不同技术体系之间的理解、接纳和磨合仍需要时间”。

而对于绿钢消纳及溢价问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冶金行业分会副秘书长（主持工作）苏步新认为：“无论成本在产业链哪个环节分摊，最终都将由消费者和全社会承担。”

当前，产业链利润分配并不均衡，上游资源端利润较高，而钢铁及下游行业盈利能力较弱，需要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利润更加均衡。“绿钢市场培育初期应坚持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两条腿走路’，优先从附加值较高、绿色溢价占比较低的产品入手，逐步形成行业和社会共识，再向其他领域推广。”苏步新建议。

在绿钢的生产工艺上，赵志龙结合近两年的氢冶金工程实践指出：“技术问题并非主要障碍，最大的制约仍来自市场。欧盟提出到2028年在产品端强化绿钢使用要求，这可能进一步推动绿钢发展，并带动工业示范项目走向规模化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