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零碳园区建设进入以园区为载体的'联合会战'新阶段。首批入选的钢铁园区具备龙头主导、产业协同和资源禀赋优势，通过绿电直连、余热利用和固废循环实现降碳。建议采取'园中园'先行模式，遵循先易后难路径：初期聚焦能效提升和绿电交易，中期应用绿色金融工具，长期形成市场化运营机制。资源富集区应构建源网荷储一体化，匮乏区则聚焦循环利用和碳交易。新政推动绿电从单用户向多用户直供，为产业链协同降碳提供机遇。中小企业可通过'寄生协同'融入绿色供应链。

“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场关乎中国工业未来竞争力的深刻变革，正在全国各大产业园区内悄然加速。2025年12月26日，随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第一批）》，52个园区被正式赋予了零碳园区建设先行示范的使命。其中，广东湛江临港经济区、河北唐山乐亭经济开发区、黑龙江七台河江河融合绿色智造产业园区3个涉及钢铁行业的园区成功入列，犹如投石入水，在传统高能耗、高碳排放的钢铁行业激起了层层涟漪。近期，第二批国家级零碳园区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

这意味着，中国钢铁工业的绿色转型，已从企业个体的“单兵突进”，迈入了以园区为载体的“联合会战”新阶段。

在氢冶金、CCUS（碳捕集、封存与利用）等颠覆性降碳技术尚未实现全面商业化的当下，面对着巨大的资金压力与技术瓶颈，资源禀赋各异的钢铁产业园区如何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钢铁企业究竟该如何有序、务实、智慧地参与零碳园区建设？

为此，《中国冶金报》记者特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碳中和研究中心主任蒋雪梅，为我们深度解构钢铁行业零碳园区建设的现状、挑战与破局之道。

龙头领航：首批钢铁零碳园区的“共性密码”

在首批52个零碳园区中，涉及钢铁行业的3个园区入选并非偶然。蒋雪梅认为，它们身上闪烁着几个鲜明的共同点。

首先是“龙头链主”的绝对主导。蒋雪梅指出，这批园区分别由宝钢股份湛江钢铁、河钢集团唐钢新区等精品钢与低碳冶炼龙头作为核心“链主”支撑。“它们在空间布局上绝非孤立的钢厂，而是高度集成了能源、化工、废钢回收等产业。”蒋雪梅说道。

例如，河北唐山乐亭经济开发区将精品钢铁与精细化工、装备制造结合；广东湛江临港经济区则将钢铁与油气开发、新能源深度耦合。这些园区都积极开展了绿电直连实践，将绿色电力直接引入生产核心环节，形成了极具黏性的产业协同网络。

其次是先天优势明显。蒋雪梅认为，钢铁产业园区在能耗消纳、资源循环综合利用及空间载体方面具备开展零碳建设的独特先天优势。根据《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指标体系（试行）》要求，零碳园区需实现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大于等于90%、余热利用率大于等于50%、工业固废利用率大于等于80%等高标准指标。钢铁冶炼过程中产生的高炉煤气、转炉煤气、高温废气及高炉炉渣等副产品，将为零碳园区提供巨大的余热回收发电和固废建材化利用空间。钢企庞大的厂房房顶、丰富的建设用地资源，也为分布式风光开发、微电网组建及氢能重卡等绿色物流（如唐钢新区率先推广的上百台氢能重卡）提供了天然的物理载体。

“这一政策导向向全钢铁行业释放了‘低碳转型已进入重工业核心深水区，零碳园区正成为重塑行业地位与绿色竞争力的关键载体’这一明确信号。”蒋雪梅表示，“首批名单将钢铁园区纳入版图，表明国家在‘双碳’转型上‘啃硬骨头’的决心。”

务实破局：在技术与资金“双限”下有序分布推进

氢冶金、CCUS等关键降碳技术商业化应用不足和低碳转型带来的巨大资金压力，是当前钢铁企业面临的两大现实难题。在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和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如何有序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对此，蒋雪梅给出的答案是：遵循“先易后难、分步替代”的有序建设路径。

在园区规划初期，她建议钢企将资金重点投放于技术成熟度高、投资回报期短的能效提升工程上，同时充分通过绿电交易、绿证认购或自建分布式光伏等“轻资产”方式，提升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她特别指出，根据碳排放核算方法，绿电直供的碳排放因子计为0，能在短期内以极低成本大幅冲减范围2（电力间接排放）的钢铁行业碳排放量指标。这是性价比最高的“降碳捷径”。

在中长期阶段，再适度增加高难度、高投入的前沿降碳技术的投入，稳步向绿色低碳过渡。在此过程中，特别是在前沿技术研发和投入方面，她建议用好转型金融、政策性信贷等多元化绿色金融工具，对接专门的绿色金融通道，争取低成本、长周期的绿色专项资金。

针对氢冶金和CCUS等高难度、高投入的前沿工艺，她建议企业在科学评估全生命周期成本的前提下，采取局部试点示范后再稳步商业化的审慎策略。

“目前核心脱碳技术尚未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部分项目仍大幅度依赖政府补贴，盲目改造易产生巨额沉没成本。”蒋雪梅说道，“建议企业密切跟踪绿电与绿氢成本的下行曲线，在技术研发与园区应用衔接顺畅、商业化拐点到来时再进行规模化复制，避免过早陷入投入回报失衡的泥潭。”

模式之选：“园中园”先行，还是“整体零碳”？

在首批获批的国家级零碳园区名单中，有46个是“园中园”模式，“整体园区”模式仅有6个。这两种模式有何根本区别？钢铁园区应该如何选择？

蒋雪梅对此给出的解答是：“园中园”模式与“整体园区”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物理空间边界的独立性。

她进一步解释道：“‘园中园’具有明确的‘四至边界’，是主园区内部的‘嵌入式迷你零碳子园区’，通常共享主园区的道路、给排水等基础配套设施，但拥有独立的碳核算体系、相对单一的产业定位和更为灵活的运营模式。而‘整体园区’通常指整个省级或国家级开发区，行政管辖范围广，入驻企业行业繁杂，能碳系统极其庞大，协调多主体共同降碳的行政与管理壁垒极高。”

鉴于钢铁工业体量庞大、生产过程排放量显著，她强烈建议钢铁园区优先选择“园中园”先行作为务实突破口。

“‘园中园’路径高度契合产业多元混杂的传统钢铁集聚区。根据园区核算方法，粗钢、铁合金等生产过程中的工艺碳排放必须纳入核算。采用‘园中园’形式，将钢企及紧邻的废钢加工、工业气体、炉渣建材厂等上下游企业‘打包’圈定，不仅能有效规避高耗能对整体园区指标的掩盖效应，还能集中资金与资源，在局部快速达成绿电直供比例≥50%、余热回收利用和固废综合利用的高标准指标，形成可复制、可操作的示范经验。”蒋雪梅说道。

她以河北唐山乐亭经济开发区为例进行具体说明。该园区规划总面积达38.19平方千米，由于主导产业包含了精品钢铁、精细化工、装备制造，属于典型的重化工业混合区，直接推进整体零碳面临巨大的产业重组阻力。因此，该园区在首批国家级示范中定位为“园中园”模式。在实际建设中，乐亭园区在局部划定边界，聚焦于河钢唐钢新区等龙头。依托乐亭南部沿海年均风速高达7.5米/秒、年日照超2600小时的得天独厚资源优势，规划建设“风光氢储一体化”工程。该园区精准配套建设了500千伏变电站，并通过绿电直连、绿色金融（唐山6家钢企获44.23亿元转型信贷）及享受环保绩效A级企业“绿色通道”等制度红利，直接驱动唐钢新区实施了上百台氢能重卡替代，在局部物理距离内实现了“制氢—加氢—用氢”的产业闭环。

对于“整体园区”模式，蒋雪梅则认为这种“直接推进整体零碳”路径更适配规划单一、因钢而设、政企协同效率极高且具备优质自然禀赋的沿海新建现代化钢铁基地。

例如广东湛江临港经济区（雷州片区）零碳园区是这一路径的探索先锋。该零碳园区重点发展油气生产、动力电池、新材料、智算中心等产业，集聚了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东岛（雷州）锂电材料有限公司、稀美资源（雷州）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依托我国海上首个全方位绿色设计油田——乌石油田，在岸电替代自发电、伴生天然气处理、生产水零排放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实践示范。同时，该园区毗邻北部湾盆地海域，可永久埋藏二氧化碳百亿吨，源汇匹配（指将二氧化碳排放源与封存场地进行空间匹配）条件好，正在谋划开展“岸碳入海”开放式CCUS示范工程项目，力争打造全国首个CCUS技术多场景、跨行业大规模应用项目示范。

“这种集天然绿色油气田、海风光直连、千万吨级精炼与深海固碳于一体的极限场景，使其具备了整体推进、挑战绝对零碳的先天实力。但这样的案例在全国并不多见。”蒋雪梅表示。

因地制宜：资源禀赋不同，降碳路径各异

目前国内零碳园区建设存在两极分化问题——资源富集区推进顺利，资源匮乏区无从下手。对于拥有着不同资源禀赋的钢铁园区，应如何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己的零碳园区建设路径？

蒋雪梅将路径概括为两种典型模式。

对于资源富集地区的钢铁园区，她建议着力构建“源网荷储一体化”格局，实现绿电绿氢的高效本地消纳与工艺脱碳。

“钢企应利用厂区宽阔的国有土地和屋顶，大规模建设分布式光伏及大容量储能。同时，用足‘多用户绿电直连’新政，建设专用配电线路，将外部低成本的风光电力定向直供。”她进一步指出，通过本地化绿电制备低成本绿氢，逐步推进富氧喷吹、氢基竖炉等长流程低碳工艺改造，或者直接支撑大容量全废钢电炉短流程项目，将资源优势直接转化为“过程脱碳”的技术壁垒。

对于资源匮乏地区的钢铁园区，她建议聚焦“极致能效提升、多产业废物循环共生与跨区域绿色权益交易”的低碳改良路线。

这类园区空间受限、缺乏自建大型新能源的条件，必须将每一分废弃资源的能量“榨干吃净”，并在核算方法引导下通过绿电交易抵消排放。例如，将所有余热余压用于发电或给周边社区供暖，将所有钢渣、水渣转化为绿色建材，甚至将废塑料、废轮胎等城市废弃物与煤粉混合喷入高炉，实现协同处置。对于无法自身消解的碳排放，则通过购买绿证、参与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等市场化机制进行抵消。其核心逻辑是将低碳运行成本降到最低，并借助碳市场实现间接降碳。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关键是要算清自己的‘资源账’和‘排放账’，做到‘一园一策’。”蒋雪梅强调道。

绿电新政：抓住“点对多”的园区集群机遇

就在上个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正式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26〕688号），推动了绿电消纳从单用户向园区级多主体普惠共享转变，极大拓宽了钢铁产业链的用电空间，为钢铁产业园区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降下一场“及时雨”。

蒋雪梅说道：“在以往单用户直连政策下，新能源仅允许向钢企单个大用户直供。而钢铁园区是一个复杂的产业链集群，除钢企本身，还集聚了空分厂、废钢配送、制氨制氢等配套企业。新政允许专用配电线路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这为钢铁园区规模化达成‘绿电直供比例≥50%’的验收硬指标提供了物理和政策通道。”

她特别指出，这项政策使绿电消纳从“企业个体行为”向“园区集群行为”转变，整个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得以共享免除高额大电网输配电费的低成本清洁电力。

钢铁企业如何用好这一政策？蒋雪梅提出两点关键举措。

第一，牵头组建合资直连运营主体。“钢企可发挥‘链主’主导作用，联合园区管委会和实力新能源运营企业，共同成立合资的直连主责单位，负责内部专用变电站、储能和输电线路的统一投资与安全运行，对外作为单一整体参与电力交易。”蒋雪梅说道。

第二，实施工艺负荷的柔性化再造。由于绿电直连具有一定的物理限制，园区电力系统必须具备高水平自平衡能力。她建议：“钢企应利用电弧炉短流程冶炼、轧钢等生产线的间歇性特征，实施‘源荷匹配’。通过‘高峰少用电、低谷多用电’的生产排程优化，在新能源出力高峰期开足马力生产，极大提升就近直供绿电的消纳率，从而最大化削减用电成本，分摊大额的通道费和输配电费。”

理性入局：构建“初期降本—中期增值—长期造血”闭环模式

零碳园区的长期运营涉及设备运维、储能调度、绿电交易、能碳数据采集、碳排放核算、绿色金融对接、绿证管理等诸多专业工作，钢铁企业应如何理性“入局”实现投入与产出的动态平衡？对此，蒋雪梅给出了答案。

她强调，钢企入局必须坚持长期化、系统性谋划。“零碳园区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设备升级，而是一项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复杂系统工程。”她举例说，部分园区在建设初期盲目投入高额资金上马技术不成熟、协议不兼容的光储项目，最终甚至因无力维护而被迫拆除。“钢企在入局前，必须开展严谨的调研、能耗统计与碳排放核算，对设备的折旧、能碳流动、后期智慧运维进行全生命周期财务建模，算清技术经济账，确保技术路径选择的科学性。”

对于实现投入与产出动态平衡的底层逻辑，她精炼地概括为构建“初期降本、中期增值资产化、长期高质量造血”的三步走闭环商业模式。

初期，钢企可聚焦于极易见效的内部余热发电、废水回用和自备分布式光伏，最大化压降能源成本，同时利用国家及省级财政补贴、地方转型信贷资源，降低初期资金成本。

中期，随着全工序、全产品碳足迹MRV（监测、报告与核查）数据系统的打通，将钢企的能碳数据确权，通过开发CCER、参与碳配额质押贷款、绿证交易，并利用低碳牌号获取高端制造业的绿色采购溢价，完成从单纯节能向碳资产创收的过渡。

长期，将园区作为一个统一的能碳体，参与区域级虚拟电厂（VPP）建设，向大电网提供辅助调峰并获取服务费，结合数据确权、绿色债券发行、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报告披露等多元手段，彻底摆脱财政补贴，形成真正市场化、可持续的投入产出平衡。

在建设零碳园区的长周期作战中，除企业自身真金白银的投入之外，钢企也应该寻求国家财政与社会资本的广泛支持和帮助。

对此，蒋雪梅认为，钢企获取国家财政支持的突破口在于主动将节能降碳改造成果转化为园区公共低碳基础设施项目。“根据相关政策，国家将优先支持零碳园区内重点项目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她进一步建议，“钢企应摒弃‘关起门来做环保’的旧观念，将园区内的智慧能碳管控平台、大型余热回收集中供暖工程、废钢回收加工基地等，包装成提升园区整体‘绿色指标’（如余热利用率、固废利用率）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申报。”例如环保绩效A级企业在申报国家和省级专项资金时享有绿色通道支持，并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享受更宽松的监管环境，这为相关企业争取资金与政策资源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吸引社会资本的关键则在于创建优质的用能场景，利用“场景换投资”降低财务负担。蒋雪梅指出，钢企拥有巨大的电能需求和厂房面积，可主动将分布式屋顶光伏、微电网及储能电站项目向专业绿色科技企业开放；也可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或设备租赁模式，由第三方承担初始投资，钢企以协议电价形式享受能源收益，将高额固定资产支出转化为运营成本，有效化解资金压力。

关注“沉默的大多数”：中小钢企的“寄生协同”之路

观察首批入选的国家级零碳园区名单，我们可以发现入选者基本都是中国宝武、河钢这样的头部大型钢铁企业。然而，对于中小钢企、地方短流程钢厂以及大量上下游配套企业而言，有没有现实路径参与进来，而不是在零碳时代被甩下车呢？零碳园区建设会不会反而拉大行业差距？

对此，蒋雪梅给出的回答坦诚而务实。“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只看国家级零碳园区的申报门槛，确实存在拉大头部企业与中小企业差距的风险。”她指出，行业巨头有充沛的资金、庞大的技术团队去“啃硬骨头”；而大量中小钢企、电炉厂和上下游配套厂，每天面临的是直接的生存和成本压力。

“但是，零碳红利绝不应该，也绝不可能只是巨头的游戏。”蒋雪梅强调道。

她为中小企业指明了一条“寄生协同”的现实路径。“不要指望自己去建一个庞大的整体零碳园区，而是要主动寻找并嵌入现有的绿色或零碳产业集群。”她进一步举例说明，一个专业化的废钢加工厂、一个小型的轧钢器件配套厂，或者一家电炉短流程企业，可以主动向正在建设零碳装备制造基地、零碳汽车产业园等下游“大终端”靠拢，通过厂区搬迁或业务绑定，作为“园中园”的绿色配套供应商入驻。

蒋雪梅将这种“寄生协同”融入绿色供应链的模式形象地称之为“大树底下好乘凉”。“大园区为了达成其整体的绿电比例或固废利用率指标，会非常乐意帮助这些配套中小企业进行能碳微改造。这既是中小企业的生存之道，又是零碳园区实现整体目标的共赢之举。”她说道。